“父亲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” ———子女眼中的董必武
   “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。”“我继承了他一颗特别平常的心。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当大官,做大事,但是传承了董必武开创的家风,为人真诚、忠厚、勤俭、好学。董必武晚年最为疼爱的孙儿们,如今已经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了,但是他们良好的品德仍然颇有董老遗风!
      董必武(1886-1975)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,其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高风亮节。他身居高位,却从不自视特殊,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。在迎接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,笔者采访了董必武的子女,通过他们的视角,让我们了解董必武那高尚的精神世界。
      “母亲的一套西式套装就是用我父亲的西装改的。”
      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,董老可能严肃有余,但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家,董老的感情却是细腻而丰富的。他虽然不会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,但也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,在工作、战斗之余,每逢雨天,或小病静卧之时,总会引发诗情。所抒发的情感,总是在平和之中,略有忧伤,但决无颓废之意,而是包含着积极的生活哲理。
      1952年3月4日,董老在病中看见窗外的青青竹林,心有所感,赋诗一首:
      竹叶青青不肯黄,枝条楚楚耐严霜。昭苏万物春风里,更有笋尖出土忙。
      我们由此更加真切地步入了董老的精神家园。
      董老与何连芝结婚后,生育了两男一女:长子董良羽、长女董良翚和次子董良翮。从此一家五口,虽然仍然离多聚少,但相互牵挂,温情无限。
      董良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曾担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职,她写了一本《忆我的爸爸董必武》,情真意切,文笔不错,再版多次。
      董良翚平易近人,朴素大方。对我们是有问必答,没有半点做作,也全无讳忌。
      “我妈是劳动人民出身,真是,从她那些品质都能反映出来,特别俭朴。”董良翚说。
      说起母亲,董良翚的大哥董良羽有些伤感,他说,母亲吃了一辈子的苦。
      他回忆说:“我母亲的家在四川农村,也没什么文化,红军长征就跟过来了。”
     “后来有点文化也是参加革命以后学的,文化程度不高,非常能吃苦。”
      “我现在想起来,我母亲这一辈子也是可怜。进城那一阵子,家里的锅炉,一个礼拜烧一次水,洗个澡,节约到什么程度。一盆水,我父亲洗完了我母亲洗,都舍不得换一盆水。要说换一盆水,也没有什么换不起的,但她就是中国人的节俭吧,她能节约就想法子节约,那没有办法。”
      “我母亲自己的新衣服都做得非常非常少,不行了就拿我父亲的旧衣服改吧改吧,就自己穿了。她有一套西式的套装就是用我父亲的西装改的。” 
      董老从来不抽烟、不喝酒,饮食简单且有规律(体质不好却能长寿与此有关)。直至晚年,他不许浪费一张纸,一把牙刷、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。
      “他给两周的孙子写诗说,你的父母在农村,你长大了去帮助你的父母种地。”
      董老在家里教育子女的方式是怎样的呢?
      董良羽回忆道:“家教?他对我的教育,很多都是带有中国传统的教育,主要是以他以前在老家的生活为范本,平常在老家怎么做的,就怎么做。”
      “在重庆红岩山下,陶行知办的学校,在那儿上过一些日子小学,在南京待得长一些,也在一个叫做汉英小学的小学校读过一阵子,那时也没什么正经课本,他在家教我都是《正气歌》呀,《千字文》等。” 
       “写字他也教,他也管。而且要求很严格。让你把笔捏紧,练字,他从后面可能会来拔你的笔,别让他拔走喽。”
      “我的九九表是跟我父亲学的,他教的。不是在学校学的,一一得一,一二得二,就是小时候学的,上学之前学的。背不下来,不许睡觉,接着背。他对我们教育有两个方面。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,《正气歌》《千字文》《出师表》都能背的。另一方面就是知识方面,写字呀,背书呀,我觉得这对我的中文基础,现在看很有些帮助。那时会背是会背,不大理解。但是现在反过来看,就比较容易了。”
      董良羽啜了口茶,接着说:“后来上学之后,他就鞭长莫及了,一学期回来之后,你得主动找他汇报一下,我这学期怎么样,你要不汇报,他可能就要找你,非要跟你谈谈不行。假期完了,在回校之前,他肯定要找你谈一次。告诉你下学期要注意点什么。假期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之外,他还要给我们加作业,有一年他给我们下了什么任务呢?《共青团的任务》,列宁写的那本书,假期,工工整整,抄一遍。不是很多字,但也是一个小薄册子呀。”
      “用毛笔吗?”
      “没有限制用什么笔,但是得规规矩矩地抄。反正每学期都有任务给你,不光是学校那点作业,完了就完了,那不行。”
      “所以现在有时我对我的孩子,也是讲中国传统的东西比较多,这与我受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”
      回忆童年时代的趣事,咀嚼生活的原味,对子女总会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,董老也常用这种方式,并不是天天都是耳提面命,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      董良羽点上一支烟,在香烟袅袅之中,他又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———
      “我父亲在红安的老家,当时一家三十多口人都没有分家,一个老祖母,管着全家,生活,据父亲跟我们讲,也算是比较清贫吧。”
      “一般每天都要吃稀饭,不能顿顿都吃干饭。他考上秀才之后,每天还有点干饭吃,别人还不行。吃饭时的讲究也特别多。吃豆腐乳,两根筷子一块去拿,是不行的,一根筷子蘸点儿,然后就得进点饭。如果桌上有几个菜,你就别把胳膊老伸得挺长,去够对面的那个菜,不要往桌子上洒呀,不要剩呀。”
      “另外穿衣服呀,节俭,破衣服补一补,再穿。”
      “新袜子买回来先上袜底,经穿呀。”
      “我第一次穿没上底的袜子是上大学之后。当时是日本人在北京办什么展览会,他们就买了几双尼龙袜子,当时尼龙袜子是很新鲜的事,现在就没有人穿了。给我带去了两双吧。那是我穿的第一双没上底的袜子。”
      董良羽读完中学后,报考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
      “你学武,你父亲支持吗?”
      “在这个问题上,他基本是很尊重我们自己的意见。他不提反对意见,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好好学,不管你学什么。包括后来我弟弟下乡,他就说,你得好好干,准备在乡下干一辈子。我弟弟的儿子过二周岁生日,他给他孙子写的诗里还说:你的父母在农村,你长大了去帮助你的父母种地。‘世为农人好,协作左右手。’让他的孙子去给自己的父母当左右手。他对我们的教育,就是不要让我们追求金钱、地位,你乖乖地给老百姓做点事吧。”
      关于这一点,董良翚也给我们作了基本相同的描述,她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是中国文学史专业,父亲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。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。父亲教导她努力工作,要像一块抹布一样,组织需要你干什么,你就好好干。
       “逆水行舟用力撑,一篙松劲退千寻。古云此日足可惜,吾辈更应惜秒阴。”
      这是1959年8月24日,董老给《中学生》杂志的题诗。他在题跋中写道:“我国中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不完全直接参加生产,也要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才能跃进;必须充分利用时间,刻苦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,热爱劳动,锻炼身体,立志老老实实地学好一种本领,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。写一首小诗以寄我意。”
      从这里,我们看到董老对他自己子女的要求,实际也是对全国中学生乃至青少年的期望。
      董良羽结婚很晚,婚后在广州一胎生了两个儿子,董老非常高兴。按照董家谱系,这俩孩子是“绍”字辈的,于是,给孩子取名:老大叫董绍壬,小名壬广;老二叫董绍子,小名子州。把时间、地点都给占了,农历壬子年在广州生的嘛。
      董良羽回忆起这段往事,也是非常开心:“我俩儿子,是双胞胎。当时两位老人喜欢得不得了。刚生下来,我母亲非要带不可,她说别人她不放心,她精心地忙了一个星期,身体吃不消了,没办法,还是找保姆给带的。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心情是多高兴。”
      “这俩孩子学习挺争气的,大学毕业后,出国了。现在一个在英国,一个在加拿大。在外留学也吃了不少苦,勤工俭学。刷盘子、刷碗的活也干过。我那儿子还到搬家公司干过,给人家扛箱子,扛柜子。”
      “他们在国内上学时,我也按照父亲的办法,经常找他们谈一谈。你不说,我找你说。起码一个学期总要说一说吧。这俩孩子从品德上说应该是挺好的,从英国回来的这个已经是硕士了。在疾病防治中心工作,应该说是学有所成了吧。”
      “我也想要一个收音机。父亲说:啊,没有了,就一个。”
      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,董必武在人民心目中,是一个具有“大家胸怀,长者风范”的伟人形象。他又以学识渊博著称,自幼古文便很好,又工于律诗、书法,且留学国外多年,通晓英、日、俄语,法学造诣尤深。自抗战开始后,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,广泛交友,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。
  1945年,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,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,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,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。起初,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,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,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。
  到美国后,他向华侨、新闻界、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,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。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,董必武又用毛笔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。他逝世时,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,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。
      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,总是与人无争,工作和生活上却自比老牛,说除了“吃点草料”外,就别无他求。
      在董良羽的心目中,父亲是可敬可畏的。他说从小就怕父亲,家里人全都怕他。董良羽出生时,父亲已52岁。老来得子,董必武对他呵护备至,疼爱有加。实际上在董老的内心深处,正是这样的,但他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严父的形象。而作为唯一的女儿,董良翚也证实了这一点:父亲对他们兄妹几个,严肃有余而亲热不足。
      董良翚有一次向董老借指甲刀用,不小心把刀把弄坏了,心里害怕,整整一个星期都躲着父亲,后来还是母亲看出蹊跷来,带她到董老跟前说明原因,董老当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责骂自己的女儿,但还是严肃地说:“东西哪有不坏的?坏就坏了嘛,但是你要说明情况嘛。”
      董良翚说在她的记忆中,只有一次向父亲提出过一个要求,而且还没有得到满足。那是哥哥良羽要到部队去参军了,董老送了一台小收音机给他。那台小收音机是日本友人送给董老的礼物,董老经常用来收听京戏什么的。现在儿子良羽要出远门了,董老就把它送给了儿子。董良翚心里痒痒的,也壮着胆子跟董老说:我也想要一个。父亲说:啊,没有了,就一个。
      “没有就没有,我当时也就没当事。”董良翚轻描谈写地说。
      倒是还有一件事,董良羽、董良翚兄妹俩都向董老提出过要求。他俩说:看历史上的人都有姓有名,还有字有号的,父亲能不能也给我们取个字呀?
      那时,董良翚已经开始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了。
      兄妹俩的要求让董老很高兴,于是,他就按中国传统的名、字习俗,给他们兄妹三人各取了一个字:董良羽,字“恁翔”;董良翚,字“翠斌”;董良翮,字“劲宣”。
     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名和字是有关联的。要把名和字搭配得好,有意义,是要有大学问的。董必武给他的子女取字,意义就非同凡响。
      董良羽为什么取字“恁翔”? 
      董良翚说:“哥哥良羽出生时,抗日战争刚刚爆发。那时,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,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。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它的富强,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。出于这样的想法,我出生时,父亲就继续在‘羽’字上做文章,为我取名良翚。弟弟出生后,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。解放后,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。哥哥上大学时,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,他就十分高兴。1970年,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成功后,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‘东方红’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。可以说,‘羽’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。”   
      “弟弟和弟媳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。妈妈听了,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,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。”
     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“一大”代表,董必武把一生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,筚路蓝缕,无怨无悔。同样,作为充满理性的共产党人,他对我们党的发展、壮大,以及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可能遇到的各种考验,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要求。
      1946年夏秋之际,田恒先生(董必武的同乡,早年与董必武共同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)从上海到南京看望董必武先生。由于董老有事外出不在家,田恒留下名片便往自己下榻的旅馆走去。没想到,他刚走到旅馆,就看到董老已在旅馆门口等候他了。 
      在旅馆,董必武与田恒先生作了广泛的交谈。田恒先生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官员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,因而在谈到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时,田恒先生表示对共产党人极为敬佩,并说:“共产党人一定很廉洁吧。”董老听了,坦诚地说:“国民党人是中国人,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,大家都生活在华夏这块土地上。我们现在地盘小,在农村,有人看到你手腕上有一块手表,手指上有一枚金戒指,就会问你哪来的。等我们拿下北平、武汉、上海这些大地方,可能也会有贪污的现象发生。不过,我们的贪污不会像国民党那样,国民党代表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利益,其贪污、腐败根深蒂固,无可救药;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,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是一定能够遏制贪污、清除腐败的。”
      董良羽说:“我觉得,我父亲这个人和其他老前辈一样,对我们党忠心耿耿,从来也没有别的心眼儿。我父亲自己有一个比方,他说他就像一块布头,需要补在哪儿,就在哪。补在裤子上,就在裤子上;补在帽子上,就在帽子上。”
      “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。在这一点上,我觉得也不光是我父亲一个人是这样的,老前辈们都是这样的。”
      “说为自己搞点什么,确实没有。真是廉洁奉公,这是让我很敬佩前辈们的原因。”
      “刚进北京时,我爸爸表现明显的有两个爱好:一个是看京戏,后来看不了,就听。”
      “开始他去剧院听过几次戏,后来看到警卫人员太多了,挺麻烦,也很辛苦,不去了。我印象当中他也就去了两三次。后来就在家听收音机了。有京戏节目了,服务员到时间就给他把收音机打开了。” 
      “再一个爱好就是逛旧书摊,去翻那些旧书。后来也是由于警卫人员太多的原因,就不再去了。”
      “后来他给中央打过几次报告,一是要退休,中央没批。第二个,专车不要了,放回交通科,需要用时请他们派车来,这个实际上也没有批。第三,减人,家里的工作人员太多。后来就把秘书和警卫的工作由一个人承担了。”
      说起干部作风问题,董良羽感慨地说:“我觉得我们还是照这个做的。而且照这样做的也不光是我们,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是这样子的,不见得心里没有想法,但起码这种事情说出来是很丢人的,站不住脚的。”
      “我在部队,领导怎么分配就怎么干,自己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是了。”
      董良翚说:“过年过节时爸爸也经常到厂甸呀逛逛,和群众在一起,没有什么距离感。
      “他说:你们找对象要掌握好三点:第一,身体好;第二,爱国;第三,他自己要有事业,就成了。比如说我弟弟到农村去,当个农民,你种出了粮食来,就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,这就是事业。并不一定要变成工程师呀、农学家呀,那倒不是。只要不作寄生虫,寄生在这个社会上就行。所以我们也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意思在做的。
      “我觉得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是只要你自己认真地去做。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,找不到阿姨看孩子,没法上班,我急呀!急得简直没办法,没人看孩子怎么办?怎么上班呀?我爸回来了,说,你怎么还没有上班呢?我说没人看孩子呀。他说:你背着孩子给我去上班。你就是应该去上班。那时只有56天假期。我觉得爸爸对我们的要求不能说是很高,但是确实挺难的。”
      董良翚在不同的场合,曾提到过董老对待子女加入党组织问题的态度。
      对待长子董良羽,他特别希望孩子在政治上要求进步,及早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      董良羽坦陈:“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抓这个抓得非常紧。我上中学时,入团,他就盯我盯得非常紧。入党也是这样,我是1959年入党,1960年转正。我是在部队干了三年才入党的。反过来说,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,孩子入不了党,他脸上也不光彩呀。”
      对待女儿董良翚的入党问题,董良翚说:父亲也过问,但没有特别急切要求。
      对待小儿子董良翮的入党,董良翚在《忆我的爸爸董必武》中,写得非常明白———
      ……弟弟婚后第二天,力理(张力理,董良翚的丈夫)从部队复员回来了。由他代表爸爸妈妈送弟弟和弟媳到晋县农村安家。从此,弟弟夫妇踏上了自立的人生道路。
  头一年,弟弟和弟媳在农村干得很努力,也很吃力,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。妈妈听了,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,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,连声说:“这是刚刚开始嘛!”
  的确只是开始。自那以后几年间,弟弟的经济情况好转了,他也以他的努力肯干,得到生产队和党支部的称赞;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的消息传到了家里,爸爸坚决反对,他认为:良翮下去才两年,时间还太短,还应再过一段时间,要看看,考察考察;还有就是良翮两次被囚,原因还不明,要弄清楚了才能吸收入党。他说了这些意见,提请当地党支部考虑。随后,当地党支部经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了解,得到了有关证明材料之后,通过了良翮的入党申请。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,高兴之余又有些忧虑———这是我从爸爸的表情上感觉到的,我当时还不是党员,许多事爸爸不说,我也不问。也许,他的一些忧虑,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吧。
      董良羽也说:“我弟弟的情况是这样的,他当时从监狱里放出来,就下乡了,到河北晋县。那时我父亲还是很支持他去劳动。他自己也很努力,他们那个大队就想发展他入党,他在农村做得也十分努力。大队书记可能跟良翮一起到北京来看过我父亲。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:他去的时间还短,你们应该认真考察,要他好好锻炼。说: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,就特殊,就很快入党了。就是说,你要是党员就应该规规矩矩是个党员,别弄得把帽子往头上一戴,下面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      其实,董老的真实意思是:无论是谁都应当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,经过认真考察和考验才能入党。
      董良翚曾写过很多次入党申请书,她自己说也数不清写过多少次了,但是在大学期间,就因为是“逍遥派”,不积极投身运动,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。后来参加工作了,才在单位入党的,后来还成为党委书记。
      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当大官,做大事,但是传承了他开创的家风,为人真诚、忠厚、勤俭、好学。董必武晚年最为疼爱的孙儿们,已经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的了,但是他们良好的品德仍然颇有董老遗风!
      对于个人,董良羽说:“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。”董良翚说:“我继承了他一颗特别平常的心。”
      对于事业,他们说:“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!”          (来源:监察部网站)